澧县法制办负责人以政府名义庇护违法行为

    作者:依法说是 提交日期:2018-06-13 18:51:23

      澧县法制办负责人以政府名义庇护违法行为
      ----关于对澧县人民政府《答辩状》的质疑意见


      2016年7月14日答辩人澧县人民政府(县法制办代行答辩,实际上是当时分管负责人所为,以下简称法制办)就当事人不服安乡县人民法院(2015)安行初字第46号裁定提起上诉一案向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行政答辩状》(以下简称《答辩状》)。因本案二审未开庭审理,剥夺了当事人对《答辩状》质疑反驳的权利。为还原真相,寻求公正,现就《答辩状》一些不实、不当之词提出如下部分质疑意见,以正视听。
      本案属行政许可与行政复议诉讼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九条“……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对原行政行为合法性共同承担举证责任,可以由其中一个机关实施举证行为”,“复议机关对复议程序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法制办只对原行政行为合法性及复议程序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但该《答辩状》除歪曲捏造历史事实、错误适用法律法规、庇护违法行为、为行政许可机关做伪证、错位越权答辩之外,还有利用人民政府的影响力干预公正司法之嫌,其不实答辩与法院的裁定有因果关系。
      此案裁定虽然生效,但还在法定程序之中。该裁定是以当事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为由驳回上诉的裁定,裁定并不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此行政行为的结果对他人的影响继续存在。县人民政府依法依职权查处原行政许可机关的违法行为与生效裁定没有冲突。县法制办负责人庇护违法行为事实如下:
      一、《答辩状》的答辩越位越权、捏造事实
      当事人等人所建房屋属2004年竣工的临街条形建筑,房屋从设计、施工、验收到确权发证符合法定程序,系合法建筑。房屋所有人由南通行是历史形成的由西向东唯一(袋型)道路,符合国家规定,该道路宽度在2.1米以上,直达宽敞地带。从2004年当事人房屋建成到“公寓楼”(也叫单身宿舍)建设前没有丝毫改变路道走向和形状,“公寓楼”建设后却形成了宽仅1.2米的南北走向的通道。对这一历史事实,本不属《答辩状》所涉及的答辩范围,更不用法制办负责人颠倒黑白的评说。但法制办负责人却越位越权,为行政许可机关的违法行为护短开拓,竟在《答辩状》第2页第7行答辩道:“……该屋主为实现商业价值进行了改造,隔断了一楼与楼上之间的通道,改出口向南,楼上住户只能从南出入,即走屋后从1.2米的通道出入”,第2页倒数第8行答辩道“……且1.2米通道的权属历史上属于荣隆制衣厂,后变更为金建业公司所有”,第2页倒数第1行答辩道:“答辩人认为道路非唯一,现状已形成……”。上述答辩与事实极其不符,是有意无中生有、歪曲历史、捏造事实,欺骗法庭,混淆视听,以此庇护行政许可机关的违法行为。答辩与事实及其不符,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答辩状》认为当事人进行房屋改造,隔断了一楼与楼上之间的通道,“改出口向南”、“道路非唯一 ”是不择手段的恶意中伤。现在的1.2米通道是因原规划局的行政行为造成的,与行政许可有因果关系,即当事人等人房屋建设在前,1.2米的通道形成在后。
      二、《答辩状》的答辩适用法律错误、以权压法
      《答辩状》第3页第1行“依法不相邻,”言下之意是指当事人与“公寓楼”依法不相邻,即不是相邻关系。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为讨论《物权法》提供的名词解释,相邻关系:“指两个以上相互毗邻的不动产所有人或使用人,因通行、采光、通风等必需,依照法律规定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只要略有常识的人都不可能认为当事人的房屋与“公寓楼”“依法不相邻”。《答辩状》第3页第5行“被答辩人自2010年(笔误,应是2012年底)起就通道的距离宽窄设计问题进行上访,原澧县规划局答复为‘宅间距离符合国家技术规范要求’”的答辩是无视国家技术规范,是别有用心的为原澧县规划局的违法行为开拓。建设部《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住宅部分)关于住宅侧面间距有明确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条式住宅,多层之间不宜小于6米;高层与各种层数住宅之间不宜小于13米。”根据此规定,1.2米通道两边建筑物的宅间距离“不宜小于6米”。在法制办负责人看来间距1.2米与6米是等效的,也是符合国家技术规范规定的。对这样通俗易懂的条文都理解错误,法制办负责人何以依法行政?何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公民的基本权利又何以得到保护?法制办负责人的行为是名副其实的充当了违法行为的“保护神”。
      三、《答辩状》对违法行为视而不见、置之不理
      《答辩状》第1页第8行认定的“本案诉争具体行政行为为2011年6月原澧县规划局颁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准的工程项目……开发建设,于2010年11月12日竣工完成”的答辩认定了原规划局的违法事实(先建后批),但法制办负责人对原规划局的违法行为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丧失了法制部门应有的法定职责,其行为充当了违法行为的保护伞。复议机关是一级人民政府用行政手段解决行政争议的最后环节,这是法律赋予其职责和职能所在。法制办负责人在行使职权时应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提出意见,”“行政复议期间行政复议机关发现被申请人或者其他下级行政机关的相关行政行为违法或者需要做好善后工作的,可以制作行政复议意见书。”如此明显的法律规定,行政复议机关不履行,对原规划局的违法事实不审查,明显的违法行为不处理,把公民的民主权利当儿戏,把该处理的本职工作推给法院,真是令人难以接受。
      四、《答辩状》的答辩为违法行政许可合法化做伪证
      《答辩状》第4页第1行“2011年6月,规划局已经就单身公寓楼的批后公示进行了上网公告”的答辩是明显的为行政机关做伪证。经当事人多次查阅从未发现2011年6月原规划局就“公寓楼”的批后进行上网公告的事实,纯属法制办负责人一手捏造。本案中法制办负责人除了庇护违法行为,使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合法化,体现官官相护外,没有其他目的。就“公寓楼”的建设而言,经过两次修改变更,即由6层修改为7层,再由7层修改为8层,按法律和行业规定“公寓楼”规划修改分别要在施工现场进行两次批前公示、三次批后公示,实际上“公寓楼”项目只在2010年9月22日进行了一次不规范的公示,此次公示未告知听证权利,之后再无任何公示。既使2011年6月网上公告的存在也是竣工验收公告,与批前、批后公示,特别要求在施工现场公示的要求相差万里。
      五、《答辩状》的答辩耍政府权威、以言代法
      《答辩状》第3页第14行确认“被答辩人于2014年5月13日……和2014年7月8日……递交……的材料都能证明其在2012年就认为其利益受损”。既然法制办负责人认为当事人利益受损,为什么得不到合法补救。法制办负责人反而为原规划局帮腔,还说是什么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真是以权压法的典型代表。
      根据《宪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的规定,对于当事人的申诉材料,政府有关部门包括原规划局“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但时至今日,不见任何形式的回复,也未指明救济途径,直到2015年4月24日当事人才知道原规划局的行政行为的具体内容,并在法定的时间内申请行政复议。法制办负责人以超过时效剥夺当事人的正当权利,可见法制办负责人耍政府权威,以权压法,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强加于人的特权思想可见一斑。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 “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就以2011年6月9日计算,当事人的诉权时效还远远未到。
      根据《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依法应当向有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送达法律文书而未送达的,视为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原澧县规划局没有将2011年6月9日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公示,也没有在施工现场展示,视为没有送达,当事人不可能知道其具体行政行为,法制办负责人说超过时效是无稽之谈。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的规定,原规划局的“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对当事人的影响继续存在。对原规划局明显的违法事实,法制办负责人不行使公权力以县政府的名义查处原规划局的违法行为?却以县政府的名义对原规划局的违法行为实施庇护?真是不可思议,这说明法制办负责人执法是有选择性的,也是随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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